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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然博物馆80%的动物标本都出自这个家族之手

2021-02-14 12:35:16

上海自然博物馆80%的动物标本都出自这个家族之手

如果你生活在上海,一定明白最近想要到上海自然博物馆参观需要排多久的长队。在这座城市时下人气最火的展馆所藏的24万件动物标本中,80%以上都出自一个神秘的家族,这是你流连忘返于自然博物馆后未必知道的真相。


在《ELLEMEN睿士》3年前的一次特别报道中,我们独家专访了100多年来,四代传人都为博物馆制作标本的唐氏家族。他们被称作“标本唐”。如果你惊叹于自然博物馆的震撼,那么,你也应该花点时间,读一读这个家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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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61年闽江上一名唐姓渔夫从一位传教士手中学习制作标本开始,到如今,其精湛的动物标本制作手艺,随着唐姓家族的庞大繁衍而惠及大半个中国,被誉为“标本唐”。 有人统计,唐氏标本几乎占据了近代中国标本制作的半壁江山。


来到位于上海西南角的唐庆瑜家中,这位面容清瘦、两鬓斑白的古稀老人已经迎了上来。乍看之下,并不宽敞的公寓里,仅有几尊小鸟标本稍微吐露眼前这位老人与标本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他因一生从事标本制作而略显粗糙的双手。在自19世纪中期至今的150多年中,由唐家先人传承下来的除了血脉,还有一份沉甸甸的独门绝技,世代相继,至唐庆瑜已是第五代。以唐庆瑜的四世祖父唐春营为始,唐家不断发扬标本剥制技术,难以计数的生命在唐家人妙手匠心下获得驻留。



现已70多岁的第五代传人唐庆瑜从上海自然博物馆离休已经十多年,但依然常在家制作标本,或画唐氏标本。


而随着唐家人几代的迁徙,家族技艺逐渐蔓延到广州、福州、上海、武汉、北京。解放以后,唐家人在科研院所、高校和博物馆发挥重要作用,几乎占据了中国标本制作的半壁江山。在动物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南唐北刘”。


凶猛的“大狗熊”、丛林里展翅的“锦鸡”??它们姿态万千、栩栩如生,有的还有近百年历史。在自然博物馆的馆藏中有一只没有翅膀的鸟,学名“小斑几维”。“在自然博物馆的动物标本藏品中,这是年代最久远的一只。是我的曾祖父唐瑞芳制作。”摊开《上海自然博物馆馆藏珍品》,据唐庆瑜介绍,这只“小斑几维”标本已经穿越150年时光。与“小斑几维”标本差不多同时制作完成的还有憨态可掬的“鹤驼”,这同样是“标本唐”的第二代流传于世的杰作。在如今的上海自然博物馆馆藏中,近8成的标本都为唐门手笔。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也都有活跃唐家人的身影。此外,武汉和福建亦是唐门技艺大放光彩的地方。中国科学院动物学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福建昆虫研究所内,数量庞大的生物标本都记录着唐家用手艺做出的贡献。


以中国近代风云激荡的一百年为背景,唐门技艺传承六代且日见其盛。对于这个居于风雨飘摇环境下的家族来说,这样的坚守殊为不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门过硬的技艺对于整个动物学研究的重要作用。然而,当时间流淌到21世纪,古老的技艺与“全球化”遭遇,相互审视之后产生的陌生与不安同时降临:一些国家科研收藏单位选择另一种脉络的标本剥制技艺;而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家族第六代也渐渐从这片古来阵地中撤离。


如今,摆在唐庆瑜面前的是家族技艺后继乏人的尴尬;在他的身后,则是这个家族一个世纪与标本相伴的浩荡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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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门绝技,始自西方


唐庆瑜选择了一个叫“拉都胥(J.D.D.LaTouche)”的人作为他讲述家族跌宕历史的起点。实际上,也正是这个来自英国的税务官改变了整个唐家自19世纪末以后的命运。


唐庆瑜的四世祖父名为唐春营,是当年福州城郊闽江的猎渔高手。19世纪末的一天,唐春营狩猎归来,将一批白鹭翎羽卖到了洋行。正巧这天洋行老板宴请英国税务官拉都胥,用餐完毕的他恰巧发现了这些被欧洲上流社会女性视为珍罕之物的翎羽。反复观察之后,拉都胥甚为欣喜。他当即要到了唐春营的地址,并于几天后寻访至唐家。拉都胥是一位狂热的动物爱好者,在他的再三请求下,唐春营便带着他泛舟闽江,遍览当地自然风物。


“标本唐”开山鼻祖唐春营。


欧洲的标本剥制技术早于中国,早在18世纪,欧洲便有了成熟的动物毛皮制作技术。随着动物学的产生,现代动物标本剥制技术在英国出现。未来中国之前,拉都胥便已经熟练掌握了母国的标本制作技术。为了能够将唐春营捕猎的动物长久保存,拉都胥将欧洲的动物标本剥制技术传授给了他。很快,天资聪颖的唐春营学会了这门技艺并将它传授给了自己的儿子。由此,这个英国传教士兼税务官与唐家两代人的友谊便牢固地建立起来。而同时,一门肇始于西方的技艺也就此生根发芽。


1899年,在唐春营的帮助下,拉都胥和另一位鸟类爱好者里克特(C.B.Rickett)在福建南平下庄和挂墩采集到了许多新发现鸟类品种。而唐家第二代唐启旺更是追随拉都胥二十余年,得到精进的不仅是标本制作技术,还有对生物学的热爱与了解。


回到英国之后,拉都胥将自己在长达二十余年的野外考察成果汇集成为《华东鸟类手册》(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ern China),并于1931年出版(英文版)。这本书中,关于中国东南地区的鸟类记载所依据的实物全部是由唐家父子采集、制作的。当年,这位英国生物学家也给了唐家很高的礼遇:在这本书的扉页左上角,唐氏全家福赫然在目。


谈及家族技艺最初的这段历史,唐庆瑜感慨颇深:“当年这位外国生物学家是非常懂得尊重唐家人的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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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技艺,不懈打磨


自唐启旺开始,唐家人开始逐渐进入科研机构,以自己的标本制作技艺在官办机构发挥作用。


1907年,唐启旺在拉都胥的介绍下被招入当时的亚洲文会博物院,接手剥制鸟兽标本的工作。1920年,唐启旺又受邀前往厦门大学从事动物标本剥制。就在唐启旺离开位于上海的亚洲文化博物院时,他的儿子唐瑞芳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制作了一套完整的中国鱼类标本,成为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也是唐门标本制作的经典作品。以此为开端,唐门标本制作的第三代开始涌现。


值得一提的是,唐瑞芳不仅是在技艺上获得了时任亚洲文会博物院院长索维比(C.Sowerby)的好评,另一方面,他还悉心生物学知识,掌握了禽鸟分类。逐渐从一个技艺的实践者向理论的研究者转变。


“标本唐”第四代传人唐兆魁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亚洲文会)制作一只珍稀鸟类标本。


1941年出生的唐庆瑜是祖父与父亲唐兆魁标本制作生涯的目睹者。在采访中,唐庆瑜告诉我:“自我有记忆开始,便住在亚洲文会博物院的一楼。从小,看着我的祖父和父亲在博物院工作,他们一生好像都没有离开过动物标本。”据唐庆瑜回忆,1980年代,最繁忙的时候,他们一天要赶制八个小型标本,而大型野兽标本三、四个人一同赶工也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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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业待兴之际,迎来流金岁月


建国以后,当时各个岗位都急需人才。当时的亚洲文会博物院已正式由上海市政府接管,改为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唐家的第三代与第四代传人纷纷进入了科研院所和高校:其中,第三代唐瑞玉进入了北京自然博物馆,唐瑞耿则辗转于中科院与武汉大学,此外,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以及福建昆虫研究所也都有唐家人承担重要工作。在第四代中,唐庆瑜的父亲唐兆魁、叔父唐兆杰则进入上海自然博物馆;唐子明来到上海师范大学创建标本工作室,馆藏的标本中98%为他亲手制作,出自他手的标本数以万计,其中包括金丝猴、东北虎和大熊猫等珍稀物种。


1960年,唐瑞芳去世,时年19岁的第五代传人唐庆瑜从上海无线电学校被调往上海自然博物馆与父亲唐兆魁、兄长唐庆玮共事。“当时,市政府对自然博物馆的工作非常重视,将我调往自然博物馆是当时的副市长金仲华。”


第四代传人唐兆魁及第五代传人在交流标本制作技艺。


除了上海,武汉亦是唐门技艺传承的重镇。在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一楼陈列大厅中,长颈鹿昂首阔步、大猩猩张牙舞爪、豺狼虎豹似是游走于陈列馆内,时刻审视着新目标的出现;而到了三楼,高达两米的非洲鸵鸟、珍稀的黄腹噪鹛、体型最为袖珍的蜂鸟,构成了一个原始丛林。而制作这些动物标本(其中大部分)的正是在将唐门手艺发扬于武汉的唐兆子。


武汉大学标本馆一共收藏了几千件标本,其中,鸟类标本种类及数量为全国之最:有制作年代最久的1911年的崖鸽、有全国最罕见的黄腹噪鹛、有最高达两米的非洲鸵鸟,也有世界上最小的连嘴带尾仅4厘米的蜂鸟??


这是一个自1928年开始存在于历史的标本馆,这任馆长、上任馆长、上上任馆长,都姓唐。


“我国1300多种的鸟类中,武汉大学标本馆收藏了超过700种,可以说在全国所有的博物馆、大学标本馆都是最丰富的。”唐庆瑜引用他武汉伯父、标本馆馆长、著名动物学专家唐兆子的话说。


图为盘羊头标本,现藏于上海自然博物馆。


唐家的第四、第五代传人将整个家族推向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与他们对拉都胥技艺在传承之外,打磨、完善,修炼了一套过硬本领不无关系。唐庆瑜称,当今世界上的标本制作技法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种为欧洲传统,为假模法;第二种为日本的传统,即结扎法;而第三种则是中国的传统,填充法。


“中国人用稻草填到大型动物内部,将丝绵、棉花和竹棉填入小型动物体内。稻草本身是千年不烂之物,将此填入动物体内,可以让动物标本保存时间更长,成本也较低。此外,中国标本制作方法中,涂在皮革上用来保护皮革免受虫害的是砒霜和树蟑。因为砒霜其属性为矿物质,不会在空气中任意挥发。”这位标本唐第五代传人说道。在他看来,当下流行于欧洲的“假模法”有可取之处,但的确成本高、程序复杂,而且其用于保护毛皮的剧毒药剂为化学品,对制作者和参观者的身体健康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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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更辽远的地方


以1985年中国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为界,唐氏家族的标本制作突然面临着转型的考验:家族野外采集标本的工作逐渐停顿下来;更广阔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研究逐渐成为唐家第五代人工作的重心。


唐兆魁的两个儿子唐庆玮和唐庆瑜一直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前亚洲文会博物院),受父亲和祖父的耳濡目染,兄弟俩一直坚守在这个专业的机构里从事标本制作。他们开创性地发展了“全色标本”,在家族第五代传人手中被修炼得炉火纯青。



40年前,祖父唐瑞芳就对唐庆瑜说: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人将唐氏家族制作的所有标本用图画表现出来。“后来的40年时间,我都没有间断过绘画学习,为的就是完成祖父当年这个心愿。”早在1980年代,这一天就在唐庆瑜不懈的努力中到来:他同其他唐氏后人一起整理编写并出版了一部标本图谱《动物百科》,系统地向人们展示了唐氏标本的成就。



唐庆瑜高超的工笔画造诣和他对动植物解剖结构的深刻理解使他成为炙手可热的动植物图书插画师。他曾经多次被邀请为《大百科全书》等高标准图书绘制插画。其中,2005年出版的《上海植物志》更是由他一人独立绘制。唐庆瑜的画色泽艳丽、笔法细腻、秋毫毕现,更为难得的是因为长期从事标本制作,唐庆瑜对许多物种的解剖特征了如指掌,经他绘就的插画精准而科学,能够正确地传递生物的外形信息。


几年前,唐子明、唐子英和唐庆瑜,又将唐氏标本制作技法进行系统整理,将百年唐氏家族手口相传的标本采制手艺编撰成《脊椎动物标本制作》,公开出版。



繁体版的唐氏标本制作手册。


同在上海的另外几位唐氏第五代传人颇有建树。唐子明的儿子唐思贤是一位动物学的高级工程师,担任着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负责人,也兼任着上海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鸟类专业委员会会长、上海野生动物植物鉴定中心副主任。


105年来,唐氏标本已经形成独特风格:生态逼真,活灵活现,兼备了传统手艺和现代科学特质。这一点得益于唐家长期以来对野外考察的重视,对动物学知识的积累。然而,当标本制作工艺与唐世家族共度150多年之后,也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据悉,唐家的第六代大都已不在专业机构从事标本制作工作。这其中的无奈,即是因为一些专业机关做出了另外的选择;也因为中国自古流传 “子承父业”的传统在当下渐行渐远。


或许,换一个角度来看,这门宝贵的技艺早已走出了这个家族,因为族人对同业者的言传身教以及科研成果的出版,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以永续流传。而唐家后代也欣欣然去追寻具有更多可能性的未来。




摄影:PRODIGY

编辑:NABOKOV 撰文:森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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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ELLEMEN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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