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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枣诗歌的“危险旅行”

2021-02-12 13:15:44

张枣诗歌的“危险旅行”

1990年11月,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一篇题为《什么是世界诗歌?》[1]的书评中,针对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英译北岛诗集[2]作了严厉批评。他使用“世界诗歌”这一反讽性的概念,将北岛的诗歌指称为易译的、以西方人为目标读者的作品,其诗歌语言具有功利的可替换性,是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翻版。这种以“古典诗传统”质疑新诗文化身份合法性的,不仅在海外汉学界拥趸者众,在国内也引起了重大反响。诗人郑敏于1993年发表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3],借用后结构主义理论,认为新文化运动以来极端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对现代语言学的无知,导致以白话为媒介的现代汉诗丧失了古典语言与文学传统宝贵的文化资源,转为对西方现代诗的机械模仿,从而失去其“中华性”。


然而,学界对此种观点同样不乏反对的声音,在海外尤以美籍华裔学者奚密为代表。1991年,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刊载了《差异的忧虑:对宇文所安的一个回响》,奚密在文中指出,宇文所安的批评基于僵硬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即中国与世界、民族诗歌与世界诗歌、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在此前提下,中国诗人接受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就会被简单等同于对西方霸权的臣服和对传统文化的摒弃。同时,宇文所安推崇古典诗的历史感,却忽略了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诗艺、诗歌承载的情感和历史方面的探索,如北岛的诗歌就与当时中国的历史事件与社会状况有着显著的关联。针对郑敏的文章,奚密则认为其鼓吹的“中华性”主要源于对现代汉诗的不满,郑敏实质上是认为中国新诗的成就至今未能达到古典诗的高度,并得到国际认可。[4]而“中华性”的提法背后,则是内化了“以西方的价值取向为判断依据”的部分海外汉学界的偏见,与宇文所安类似,表面上是拒斥西化,实质上却是另一种对“西方中心论”的迎合,强调中国新诗所面临的双重危机:时间危机(总落在西方后面)和“典范危机”(总不及西方原本)。[5]


“世界诗歌”事件本质上是国内外对新诗身份合法性的怀疑与批评,而国内诗人批评家在反驳和回应时,也从两个维度出发,即新诗写作的“资源”与“现代汉语”诞生的独特性。针对前者,王家新认为,九十年代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之间已经由“影响与被影响”关系变为一种平行关系或互文关系,而“传统”作为一种参照因素也被重新纳入,从而建立起另一重互文关系。[6]对于“古典诗传统”,九十年代诗人似乎达成了普遍共识,虚拟的连续性得以消除,传统的意义是作为“资源”而非“标准”。而后者所牵涉的问题更为暧昧不清。陈东东在《回顾现代汉语》中指出,“现代汉语”作为一种语言本身就是“它想要说出的话语”,是用于现代、被现代所迫而出生的语言,是“语言与话语的合一”。[7]臧棣着重强调了现代汉语的“社会性”:“新诗的发生全然同一种现代性的语言观念的形成相联系,即语言具有社会性,作为一种语言的文学应积极参与社会的现代化构造。”[8]在这些讨论中,张枣所提出的“汉语性”极为独特,历来有多种解读,在笔者看来,这一概念是理解张枣核心诗学追求的一柄钥匙。


(诗人张枣,随处可见的一张照片)

 

张枣关于“汉语性”的核心论述见于《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9]一文,在讨论汉语性之前,他着重论述了新诗的“元诗(metapoetry)”倾向,这也是最易引起误解的一环。“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关键特征是对语言本体的沉浸,也就是在诗歌的程序中让语言的物质实体获得具体的空间感并将其本身作为富于诗意的质量来确立。”基于这一判断,张枣认为新诗对写作本身的自觉,会导向“将抒情动作本身当作主题”,从而产生了“元诗歌”或“诗歌的形而上学”。许多学者在解读张枣诗学时都会强调“元诗”理论,但就此处来看,张枣讨论“元诗”的对象是整个“当代中国诗歌”,并非其自身的创作倾向;而紧随其后,张枣将创作“元诗”解读为“显露写作者姿态”,这一表述较传统意义上的“元诗”定义而言更为宽泛。张枣引入“元诗”概念,是为了讨论新诗创作中存在的关键对立与危机:


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对元诗结构的全面沉浸,不但使其参入了诗歌写作的寰球后现代性,也使其加入了它一切的危机,说到底,就是用封闭的能指方式来命名所造成的生活与艺术脱节的危机。它最终导向身份危机:依照“词就是物”这样的信念固然可以保持一个西方意识上的纯写者姿态,并将语言当做终极现实,从而完成汉语诗歌对自律、虚构和现代性的追求。


此处张枣将元诗结构与萨特等人对诗歌语言之“词即物”的评价联系起来,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实质上是在描摹“一个西方意识上的纯写者姿态”,而纯诗写作会带来“用封闭的能指方式来命名所造成的生活与艺术脱节的危机”;联系近年得到译介的张枣的博士论文《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张枣从个人角度对新诗发展史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将“象征”锚定为主轴,对中国新诗影响最为深入的是法国象征派诗歌,他尤其强调了梁宗岱等中国诗人对瓦雷里、马拉美等所提出的“纯诗”观念之引进。[10]基于这一判断,他同样指出了新诗的“身份危机”:


然而,这一过程可能带来如下逻辑后果:中国当代诗歌最多是一种迟到的用中文写作的西方后现代诗歌,它既无独创性和尖端,又没有能生成精神和想象力的卓然自足的语言原本,也就是说它缺乏丰盈的汉语性,或曰:它缺乏诗。我个人绝不相信现代性就等于放弃汉语性的神话(其典型方法就是从白话文的翻译文体和对西语的误读中派生灵感,并使作品具备某种简便的国际互换性),对毫无自主意识的浑浑噩噩的蒙头昏写我也不以为然;我相信如此诗歌行之不远。


至此,张枣的“汉语性”似乎和奚密所批判的、宇文所安和郑敏所主张的“中华性”相类,尤其对“典型方法”的批判,和“世界诗歌”基本一致;但前文中张枣对“现代汉语”的意义判断却又与国内诗坛的共识相吻合,即“要求写作语言能够容纳某种‘当代性’或‘现代性’的努力,进而理论成为一个在语言功能与西语尤其是英语同构的开放性系统”。张枣对现代汉语的特征概括包含三个元素:“既能从过去的文言经典和白话文本摄取食分,又可转化当下的日常口语,更可通过翻译来扩张命名的生成潜力。”在此基础上,所谓“中华性”仅仅涵盖以古典诗词为主体的“文言经典”,对张枣而言显然是片面的;同时他也不拒斥翻译[11],因为翻译文体本身就是现代汉语的特征之一,如果从奚密的“文化霸权”批判视角来看,不是中国新诗、而是整个中国现代语言实践已然内化了这种“霸权”,作为诗人,必须面对语言的现实。尽管“汉语性”已经如此面面俱到,张枣依然指出真正的危机所在:


同时,如果它寻求把握汉语性,它就必然接受洋溢着这一特性的整体汉语全部语义环境的洗礼,自然也就得濡染汉语诗歌核心诗学理想所敦促的写者姿态,即:词不是物,诗歌必须改变自己和生活。这也是对放弃自律和绝对暗喻的敦促,使诗的能指回到一个公约的系统中,从而断送梦寐以求的可辨认的现代性。不幸的是,断送了诗的现代性,也就断送了人对其处境和状况的当代觉悟,写作也就失去了合法。


这里张枣标举了另一种写者姿态,即“汉语诗歌核心诗学理想所敦促的写者姿态”,而汉诗历史上诗人的改变自己与生活的诉求,换言之,就是“诗言志”的创作动机,东方的“诗言志”与西方的“词即物”就是“不纯”与“纯”之写者姿态的对立。对九十年代诗人而言,八十年代朦胧诗所面对的“崇高个体”已然不复存在,“历史对他们不再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而是一些充满偶然的事件”[12],因此诗歌中集体的声音消失了,“历史意识”正如王家新的论述中所讲到的,不再是诗人的一种责任,而仅仅作为一种写作的资源。在张枣看来,“元诗”式的诗歌自律是现代诗合法性的根源,他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始终秉持“对语言本体的沉浸”;但正如柏桦认为张枣诗观的核心是“传统精神”[13],对古典的寻求在张枣当时的创作中随处可见,身在海外,他比同时期国内的诗人们更能从外部观看“汉语性”的特殊质地。一旦深入汉语诗歌写作的实践,就不能不浸淫“诗言志”的写者姿态,这并非诗人对写作资源的选择,而是作为资源总集的“整体汉语全部语义环境”给诗人带来的“洗礼”式的“必然”。因此张枣认为,以白话汉语写作的现代诗人,不得不承认“正是它的内在变革的逻辑生成了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同时又生成了它的危机”,这种美学范畴里诗学方法论的危机,就像一架势均力敌的天平,诗人站上去要想保持平衡,就只能停驻在正中,即“朝向危机,朝向危机不可言喻的困难写作和追问”。


(西湖之不知道哪,2016,我拍的,构图惨不忍睹)

 

笔者借张枣的《西湖梦》为例,来分析这种朝向无言危机的写作状态:


夜半,神仙呵斥着东边的小白驹。

一片茶叶在跳伞,染绿这杯水的肉身。

都举着靴子,人们骑在这星球上说谎。

从更高处看,西湖不过是一颗白尘。

 

美轮美奂,如果谁把这尘埃掏空又放大,

再倒进许多梦之绿。

             西湖,三三两两的

逻辑从景点走了出来,像找回的零钱。

             这不是真的。

 

而在你的城市定居的人,围拢你

像围拢一餐火锅。一条鲤鱼跃起,

给自己添一些醋。官员在风中,

响亮地抽着谁的耳光。

                 这也不是真的:

 

如果一滴泪呕吐出一大把鱼刺。

泪的分币花光了,而泪之外竟有一个

像那个西湖一样热泪盈眶的西湖,

黎明般将你旋转起来。[14]


“西湖”这一题材充满历史感,但另一个关键词“梦”却十分轻盈,又充满个人化的色彩,因此诗题自身内部就已经产生了矛盾的张力。诗的开头以活泼的语调展现一幅神话场景,意象表现出自明的虚指性:“神仙”没有明确的身份,“东边”和“西湖”之“西”对应,而“白驹”这一古典语素则象征着时间的变动不居。“一片茶叶在跳伞,染绿这杯水的肉身”,充满色彩感与动感、而想象力跳脱的描绘,几乎是全诗唯一的稍有西湖现实画面感的句子,“跳伞”这一动作又把刚刚建立起来的古典氛围搅散了。这种梦幻的跳跃性与颠倒性在诗中出现了好几处,如人们骑在星球上、将靴子举过头顶,又如鲤鱼给自己添醋,诗人反复告诫“这不是真的”,破碎的语词意象完成了对“梦”的建构。


在《西湖梦》中,“西湖”作为诗人写作的对象,并不是地理风物的实体,而是“西湖”这个语词多重含义层层叠叠的复指。诗中有明确实在意义的“西湖”有两种:其一是无论源于神话或历史(诗人显然漠视了后者)、总之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西湖,“白驹”赋予这个西湖以时间的纵深感,“白尘”却又将这个西湖在宇宙尺度上投射得无限小;其二是实际存在于当下日常生活中的真正的西湖,它有确定的时空位置,又因为诗人在第三段突然转用第二人称“你”来指代,因为“火锅”这一充满烟火气息的喻体,而拉近了与人们的距离(“围拢”)。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西湖”却又因诗歌语言的魔力相互交错:前者里出现了“景点”和“零钱”这样的置于现代生活标签下的语汇,而后者通过“鱼刺”和“泪”这一象征西湖情感印象的喻体形成置换,属于“泪”的“分币”与“零钱”等同。于是在诗歌的结尾,两个“西湖”影影绰绰地重叠在一起,诗人又通过本体与多重喻体的分离和交互,使得“西湖”这个语词仿佛分裂成无数的幻影,像蚕茧一样层层包裹,尔后“旋转起来”。这就是张枣的“元诗”实践——并不必须通过所谓的“元诗语素”来达成,而是以诗人的手艺自然而然地将聚光灯投射在“语言本体”上。


“汉语性”的自觉同样在《西湖梦》中有明确的展现。复杂多变的量词是汉语与西方语言不同的一大要素,而“数词+量词+名词”的固定结构在现代汉语中才成型使用。《西湖梦》短小的篇幅中出现了大量这种结构,如“一片茶叶”、“一颗白尘”、“一餐火锅”、“一条鲤鱼”、“一滴泪”、“一把鱼刺”,笔者认为这正是出于诗人对汉语特殊性的敏锐语感。除了显见的古典语汇(如“肉身”)和语法(如“梦之绿”)以外,“泪”的运用也耐人寻味,古汉语中以单音节词居多,而现代汉语则以双音节词为主流,单音节语素“泪”在短短两行的散文式语言中密集出现,就形成了钟鸣笔下张枣诗歌独特的“音势”[15]。而整首诗中最出人意料的语词,是第二段中的“逻辑”——“逻辑”出现在此处,可谓毫无逻辑,这恰恰反证了它作为语词符号的身份。作为一个音译外来词,它代表了张枣所概括的现代汉语特征中的“翻译”因素,就像《祖母》中的“小偷”,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闯入者。《西湖梦》实质上与“西湖”或“梦”的关系都是浮于表面的,一方面它完成了精巧的“元诗结构”,另一方面它又以“日常口语”为骨骼,融入“古典”与“翻译”,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新诗的“汉语性”。《西湖梦》的本质是一场觉察“危机”的诗歌实验,但在高水平地完成了这场实验之余,张枣并未对它寄托些许情感或历史的诉求。

 

洪子诚对九十年代诗歌的语言实验有过严厉的批评:“思想、意识、历史承担等等是新诗的‘本质特征’,……但如果个人从‘集体意志’中离散,分裂为没有关联的‘原子式’个人,那么言说、诗歌等就会跌落破碎,才产生了张枣笔下的‘空白练习曲’。”[16]诚然,无论“元诗”还是“汉语性”,都是站在后朦胧诗的立场上而言的,告别集体历史的伤痕已经是完成时态;但就张枣本人的诗学追求来说,个人并非从“集体意志”的阴影下逃离,而是主动前往作为诗艺尖端的下一个目的地。李振声注意到了张枣所面临的“危机”,他指出张枣的诗境中存在两种“古典”——出国前是一种“偏重玄思、风流蕴藉”的古典,而出国后是另一种“前途未卜、充满凶险、以重现‘危机时刻’为特征”的古典,后者和诗人现实中遭遇的困境相互联系[17]。九十年代的张枣在生活与创作上面临的双重危机,实则都是他“自投罗网”,秉持《危险旅行》所阐述的“朝向危机”的写作倾向,如同在针尖跳舞,但或许他也迷恋着由此带来的创作的刺激感。


2005年张枣归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写下了《枯坐》这首诗:


枯坐的时候,我想,那好吧,就让我和我

像一对陌生人那样搬到海南岛

去住吧,去住到一个新奇的节奏里——

那男的是体育老师,那女的很聪明,会炒股;

就让我住到他们一起去买锅碗瓢盆时

胯骨叮当响的那个节奏里。

在路边摊,

那女的第一次举起一个椰子,喝一种

说不出口的沁甜;那男的望着海,指了指

带来阵雨的乌云里的一个熟人模样,说:你看,

那像谁?那女的抬头望,又惊疑地看了看他。

突然,他们俩捧腹大笑起来。

那女的后来总结说:

我们每天都随便去个地方,去偷一个

惊叹号,

就这样,我们熬过了危机。[18]


“枯坐”的诗人,向我们表演了“熬过危机”的最终方案。他依然品味着“说不出口的沁甜”,因为“汉语是世界上最‘甜美’的语言”[19],是一种拥有舔舐能力的语言,即“能零距离进入意欲针对的任何对象”[20]。他依然珍惜地捧出“节奏”,这是属于“汉语性”的节奏,却更是属于“日常之神的磁场”[21]的节奏。他从“天平”中央走了下来,一身轻松,“每天都随便去个地方,去偷一个惊叹号”,诗人从日常生活中获得了自足感,从而在主观上消化了危机。如果说这场诗歌的“危险旅行”中迸发的火花,是促使张枣创作的原动力,那么此时此刻,他似乎需要重新给自己寻找一个写诗的理由。遗憾的是,我们再也无法获知关于张枣的更多“可能性”了。

 



[1]英文原名为:“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 What is World Poetry?”据作者自述,文章的标题为编辑所加。本文参考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诗评论》所收洪越译、田晓菲校之中文版本。

[2]The August Sleepwalker,London: Anvil Press, 1988.

[3]刊载于《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4]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

[5]余祖政:《“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以功能建构为视角》,北京大学2010届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

[6]王家新:《中国现代诗歌自我建构诸问题》,《诗探索》,1997年第4辑。

[7]陈东东:《回顾现代汉语》,《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112页。

[8]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

[9]刊载于《上海文学》2001年1月号,后引段落不再赘述。

[10]亚思明:《“现代性的追寻”——以“元诗”意义上的抒情“我”为中心的张枣诗学》,《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3期。

[11]张枣曾经在访谈中讲到他认为诗歌是完全不可翻译的,主要原因是会损害原意,这一点与笔者讨论的“翻译”所关注的重点完全不同。详见张枣、颜炼军:《“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名作欣赏》,2010年第10期。

[12]西渡:《时代的弃婴与缪斯的宠儿——试论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5期。

[13]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8、119页。

[14]张枣:《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47、248页。

[15]钟鸣:《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耳甫斯》,《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16]洪子诚:《诗人的“手艺”概念》,《文艺争鸣》,2018年第3期。

[17]李振声:《两个“古典”,还有一个“叙事”:张枣论》,《上海文化》,2012年第3期。

[18]张枣:《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88页。

[19]白倩、张枣:《绿色意识:环保的同情,诗歌的赞美》,《绿叶》,2008年第5期。

[20]敬文东:《味与诗——兼论张枣》,《南方文坛》,2018年第5期。

[21]肖开愚、臧棣等:《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中国诗歌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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